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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當前的位置 : 中國張掖網 >> 印象 >> 文化 西部文化|淺談張掖藏經與寫經 來源:中國書法報    0 人參與互動 2018年10月09日 10:35

                                              張掖大佛寺所藏經書共7794卷。較之甘肅各市州同類藏品,數量既多,質量更精,具有較高的文物價值。其中國寶級文物——明代金銀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更是蜚聲海內外。張掖史上有三次較大規模的寫經活動,所成經書對研究明清時期宗教、社會、書法等具有重要價值。本文對張掖藏經與寫經進行較為全面的闡述,并試圖從文物與書法研究的角度分析張掖藏經與寫經的意義和價值。

                                            張掖風光·大佛寺 攝影:陳岡

                                              由于絹帛紙張的技術局限及戰亂兵燹等諸多原因,歷史上書法名家的真跡很難見到。了解彼時之書法,我們需要借助碑刻和字帖,而碑刻經加工雕刻,字帖經不斷翻印,往往與書法真跡有較大出入,所以認識了解古代書法,民間寫經就成為一個重要渠道。

                                            張掖博物館藏金銀書《心地觀經》

                                              自1900年敦煌藏經洞被發現,寫經書法成為敦煌學研究的重要內容。敦煌寫經年代久遠,最早寫于305年,最晚寫于1002年,前后歷時近700年。張掖史上為絲綢之路交通要道、軍事重鎮與貿易中心,和敦煌同為漢武帝所置河西四郡之一,兩地相去500公里,地理相鄰,風俗相近,在藏經寫經方面亦有諸多相似之處。當然,張掖寫經和敦煌寫經的關系,有待專家學者考證,本文主要就張掖藏經與寫經略述孔見。

                                              張掖藏經概況

                                              自佛教傳入中國,因佛經的翻譯和傳播,寫經逐漸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在佛家和經生的共同努力之下,不僅借此傳承了佛教文化,寫經書法也在藝術上得以升華,發展成為一種重要的書法形式。也就是說,寫經對于佛教的傳播和書法藝術的發揚具有雙重推動作用。

                                              張掖大佛寺建于西夏崇宗永安元年(1098),至今有近千年的歷史,歷經風雨,千年不衰。該寺作為史上規格較高的皇家寺廟,建筑物和各種文物及經書保存完整,這在全國亦不多見。大佛寺修建之初,西夏太后常來居住,相傳元世祖忽必烈亦降生于斯。寺內藏有唐宋以來佛經和經板7794卷(塊)。其中唐咸亨元年墨書寫經一卷、《大明三藏圣教北藏》官版5301卷、《大明三藏圣教北藏》手抄補藏852卷、手抄金銀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558卷(279本)、金銀書“五大部”佛經126卷,姑蘇版“五大部”佛經132卷,金銀書藏文寫經140冊頁、墨書藏文經412卷(頁)、清銀粉寫經5卷、明清佛經雕版795塊。以上藏經,譽滿華夏的稀世之珍金銀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俗稱“張掖金經”)為海內獨有,明英宗敕賜《大明三藏圣教北藏》為保存最完整的初刻初印本佛經,被趙樸初先生稱為國寶,具有極高的歷史、文化、科學和藝術價值。

                                              據學術界粗略統計,敦煌藏經洞所藏經文約有40000余件,國內收藏僅11000余件,其中北京圖書館藏10000件,全國其他地方藏1000多件,大部分流失海外,藏于英、法、日、德、韓等國的圖書館、博物館。陳寅恪先生為此痛心疾首:“敦煌者,我國學術之傷心史也!”

                                              張掖博物館設在張掖大佛寺內。多年以來,文物工作者對張掖藏經等文物保護做了大量工作,使大批經書古籍得以完整保存。在中央領導的關懷之下,中央財政撥專款加固藏經庫,解決恒溫恒濕問題,經書保存環境大為改善。

                                              明宣宗朱瞻基有言:“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國西鄙,佛法所從入中國者也。”作為絲路重鎮,兼佛教興盛,明代甘肅省級佛教管理機構一度設在張掖。僧眾之外,不論官紳還是普通民眾,為積德行善,都積極參與修建廟窟,以寺廟眾多,明清以來張掖形成了“半城蘆葦半城塔影”“三分廟七分水”的城市格局。張掖所藏經書,大部分為御賜,規格極高,書寫規范,刻工精湛,藝術水平很高。大佛寺藏經外,由于明初肅王初封甘州,肅王就藩后,內府封賞所頒典冊,亦代有所獲,多存尊經閣,后遭丁國棟、米喇印焚毀,存世無多。張掖圖書館所藏永樂內府刻本《諸佛世尊菩薩尊者名稱歌曲不分卷》,或為僅存孑遺。除此而外,由于寫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現象,張掖藏經的一部分,為僧侶、居士、文人、商人、手工業者、官員以及經生等民間所寫,書法水平參差不齊。陳寅恪先生有言:“藝術的發展多受宗教之影響”,張掖寫經書法即為佐證。

                                              張掖史上三次較大規模寫經活動

                                              一、明正統六年(1441)官方組織寫經

                                              是年,御賜《北藏》首部運抵張掖。欽差鎮守陜西、甘肅等處御馬監兼尚寶監魯安公王貴組織寫經活動,以《北藏》首部、《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為藍本,用紺青紙,依《千字文》編序,金銀書寫繪畫共計600卷。此次寫經多為地方名士,經書書法結體周正,字體清秀雅美,金銀顏色經久不褪,充滿華美莊嚴之感,使人觀之而肅然起敬。這對我們今天研究由官方組織的佛教文化傳播和當時社會的書法水準等情況提供了重要參考。

                                              二、明萬歷二十五年(1597)書造五大部金經

                                              是年五月,甘州左衛僧綱司督綱如松、署寺督綱藏卜省吉號召當地信教官弁與群眾,以金書《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為范本,捐資助造《大方廣佛華嚴經》《大般涅槃經》《大方便佛報恩經》《金光明最勝王經》《大乘本身心地觀經》五大部佛經。經文均為正楷,經書中“佛”“菩薩”等均用金粉書寫,其他經文用銀粉書寫。經文內容豐富,歷史、藝術價值頗高。參與本次寫經活動的人數達到300多人。通過上述經卷,我們就會對張掖當時的佛教傳播盛況和書法活動的規模有一個相應的了解和認識。

                                              三、順治五年(1648)至康熙三年(1664)補造《北藏》

                                              清代順治五年,甘州丁國棟、米喇印率眾起兵,兵亂導致900余卷《北藏》佛經失毀。抄補典籍,中華代有傳統。《北藏》部分失毀后16年間,大佛寺僧眾與佛教信徒會同武威羅什寺補造了所失佛經,于康熙三年補造完畢。佛經以《千字文》編號,每函10卷至14卷不等。此次抄經為寺院召集僧眾和佛教信徒完成,盡管書寫良莠不齊,但對研究清代民族宗教、民間書法仍具重要價值。

                                              張掖寫經的特點和意義

                                              一、規模大、數量多

                                              張掖三次大型寫經活動都在明清時期。首次由官方組織,發起組織者王貴為“上以圖報列圣寵賜之洪恩,下以效資宗祖栽培之厚德,更計顯考昭勇將軍王公、顯妣吳氏太淑人,由乎善利泛慈航,登彼岸于菩提,次及己躬雪衍,尤增富壽于景運”,集地方名士寫經600卷。正統七年王貴去世,左少太監李貴接續組織完成抄經工作。而第三次抄經為民間寺院組織。三次大型寫經活動規模之大、參與信眾之多,為史上所鮮見。每次參與寫經的名士、僧眾達數百人,三次寫經凡1000余卷。

                                              二、質量好、品級高

                                              首次寫經,序言通篇用金泥書寫,經文文字用銀泥書寫,凡“佛”“菩薩”“世尊”等稱謂以金泥重描,每卷扉頁用金線描繪曼荼羅佛畫一幅。當代考古界泰斗宿白教授兩次考察張掖大佛寺,對“張掖金經”及“張掖金經”曼荼羅扉畫贊不口絕。“張掖金經,稀世之珍”,譽滿華夏。第二次寫經活動完成的“五大部金經”,雖材質工藝均未達到“張掖金經”之精美,但仍為不可多得之佛教瑰寶。第三次寫經為民間寺院組織,各方面更為遜色。但無論如何,三次寫經均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文化水準,具有很高的藝術價值,有些經書甚至可與官版經書媲美。1996年,“張掖金經”及“張掖金經”曼荼羅扉畫經國家文物局專家鑒定為國寶級佛教歷史文物,成為不可多得的歷史文化遺產。

                                              三、楷法精美,雍容華麗

                                              寫經一事,不獨以安身立命、養家糊口,亦以積累功德為目的,更兼佛教之于寫經者心靈的沐浴教化,所以寫經較之其他書寫活動,書者心靈更顯虔誠而純潔,書寫過程格外鄭重而規范,明清以來尤其如此。受政府主導,書寫材質、寫經書法自身發展特點、元明以來復古書風,以及明前、中期館閣書風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與影響,張掖寫經以小楷為主,鮮有行草篆隸。雖然經出眾手,亦非名家,然總體重視楷法的工穩精致,用筆線條舒暢簡潔,以雍容華麗、溫潤醇和之氣息為旨歸,顯得精工富麗、和諧優雅,絕少散淡輕松的性情之作,這與魏晉至宋敦煌寫經有明顯區別。

                                              綜上所述,張掖之藏經寫經,具有十分獨特而重要的歷史文化意義,不僅對我們分析研究張掖各個歷史時期佛教文化的傳播和書寫現狀提供了直接的參考,而且對我們今天如何對待宗教文化和開展書法活動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編輯: 張玉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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